刘尚希：打造疫情之下中国经济恢复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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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经纬客户7月8日:“刘尚希:构建疫情下中国经济复苏的内生动力”

作者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

如何看待和分析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同的角度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基本的事实是大家都认可的，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复苏可能会超出预期。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挑战。面对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中国更好地发挥了政府的作用。因此，在全球疫情危机中，中国经济起初止步不前，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政府发挥了更好的作用，使经济迅速复苏。

政策的外力应该转化为经济的内力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复苏是由于政府的作用，这可以称为“外力复苏”。

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看，我们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考虑如何将恢复从外力转变为内力。内力恢复是给市场一个实现自我恢复的内生动力。像COVID-19中的肺炎患者一样，首先要通过药物控制病情，而最终的预后取决于患者自身的意志力和免疫力，也就是说，他的内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药物控制有了很大的改善，甚至脱离了危险，但后来病情急剧恶化，最终死亡。这说明外力是强大的，但内力是脆弱的，内力跟不上外力，最终无法挽救生命。

社会经济与此相似，治理经济和治疗疾病的过程可以类比。现在，借助强大的外部力量和各种政策，我们可以有效地对冲疫情的影响，使各方面的经济指标都超出预期。然而，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最终应该努力改善内部力量。我认为这是宏观政策中应该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根据经济运行的变化，结合国际国内形势，逐步由“外力为主”向“内力为主”转变，依靠内力实现经济的全面复苏和正增长，这是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应该考虑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近年来，经济下滑反映了经济内部力量的缺乏，这一流行病的影响有所恶化

我们的经济内力呢？从长远来看，经济内部力量是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从10%以上上升到一位数，这受到了疫情的影响，甚至产生了负增长。例如，中国经济在2019年增长了6.1%，而今年受疫情影响，第一季度负增长6.8%。一路下滑的原因是缺乏内部力量，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在下降。在中期框架内，这一流行病的影响导致了更大的下降，可以说是悬崖般的下降。这一流行病的影响不仅带来创伤，还带来内伤。这种内伤表现为对供给方、需求方、实体经济和整个社会心理的冲击，再加上全球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全面形成其内伤，需要时间来恢复。

如何通过外部力量培育内部力量，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这需要从行动者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经济主体、社会主体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激活不同层次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实现内力恢复的根本途径。目前的政策是分阶段的。虽然有制度安排作为补充，但它主要是一项分阶段的救济政策。因此，外力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措施，而不是一种制度安排。培育经济内部力量，形成制度安排，创新制度机制，这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

政策与改革措施的有机结合可以提高政策效果

改革涉及方方面面，问题很多。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将改革与现行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制定政策时考虑改革，在推动改革时考虑政策。这就要求我们实现改革与政策的统筹兼顾和协调，而不是把改革与政策变成两张皮，只讲政策，只讲改革。任何政策的制定、实施和传播都有制度基础。如果制度基础同时得到改善，政策的传导效果会更好。如果我们只对政策大惊小怪，而不在政策执行的制度基础上作出更多努力，这些政策的效果将大大降低。从这个角度来看，必须高度重视当前政策和当前改革的有机结合。

目前，一些政策未能达到预期，甚至一些宏观政策存在问题，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民营企业发展信心不足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出台了许多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结果，形成了一个问题和政策的循环。原因是政策的制度基础不完善。政策不能脱离其制度基础而独立运作。在这方面，应该有中医的思维，即单一药物没有其他药物的配合，具有有限或短期的效果，甚至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在政策的制度基础有缺陷的情况下，即使政策不断出台，也很难实现预期的结果和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因此，把改革和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出台政策的同时考虑一些后续的改革措施，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激发各种行为者的活力以拯救他们自己是目前恢复经济内部力量的关键

就行为主体模式的转变而言，当前的政策和改革是对行为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做文章。如何刺激它是当前所有改革和政策的重点和方向。例如，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和民营企业的信心是如何真正调动经济主体积极性的问题，这关系到我国商业环境的改革。公平竞争和歧视的问题看不清楚，但隐藏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问题能否尽快解决，对于培育经济内生动力至关重要。当前的救助政策仍然需要到位，并不是说这些政策不需要。要坚持现有政策，改革现有政策，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除了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也是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如何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在当前条件下，让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形成合力而不是排斥力，是培育经济内生动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国有企业改革涉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当前条件下加快这一制度的改革，激活国有企业的活力，也是十分重要的。

市场参与者还包括小型和微型企业。应该从经济生态学的角度考虑小微企业。在高度分工的条件下，大量小微企业相互补充，形成经济生态。如果这些小微企业没有活力，经济生态就会出现问题。仅仅依靠大型企业可能会支撑短期gdp和经济增长。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经济生态，就很难实现我国经济的内部循环和国内外的双重循环，也很难实现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畅通。例如，工业化实际上是大、中、小企业如何形成产业分工和协调。许多小微企业都在努力成为行业内的隐形冠军，而大企业则在努力进行重大技术研发和集成。国家应该有一个清晰的产业地图，在产业政策或区域布局方面提供指导，使不同类型和行业的企业能够找到方向，而不是由企业自己盲目摸索。

社会主体和居民对就业和创业的选择也值得关注。在疫情的影响下，在城市化率中，农民工被算作公民，但在失业统计中他们变成了农民。农民工具有双重属性，我们的统计也是双重统计，采用不同的口径和标准。2.7亿农民工的就业对小微经济或劳动力需求领域有非常明显的影响。他们的就业意愿、能力和技能需要政府的关注，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在疫情条件下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就业意愿和能力。特别是在解决贫困问题上，一些通过就业和外出工作摆脱贫困的贫困家庭已经摆脱了贫困，但现在他们受到了这一流行病的影响，有些家庭有可能再次陷入贫困。如今，经济正在转型升级，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对于非技术移民工人来说，找工作比以前更加困难。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引导这个庞大群体寻找工作和创业的意愿。

作为消费者，居民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倾向于保守。在就业和收入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居民的本能反应是在紧急情况下少花钱多存钱。从宏观角度看，居民储蓄的增加似乎是一件好事。我们的储蓄率提高了，更多的资金被用于投资。但总的来说，从供求循环来看，这有时不一定是件好事。由于居民在消费行为上趋于保守，在当前疫情的影响下，可能会给我们的预期带来变数。当居民面临疫情影响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收缩，进一步收缩消费。

要改变居民的消费预期，应在就业方面努力提高收入预期的稳定性，同时提高居民未来在教育、社会保障和养老方面预期的稳定性。这样，短期消费不会在疫情影响下进一步萎缩，这种心理风险可以慢慢化解。一旦心中的风险形成，就会有一个稳定期，问题可以立即解决，而不需要改善一些经济指标。要把改革与政策结合起来，通过一些措施引导居民的心理预期，加大努力提高居民对国家发展全局的认识。

如何进一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关系到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目前，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对于促进经济复苏非常重要，因为地方政府现在不仅在经济方面发挥作用，而且在社会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发挥作用。面对多重任务、多重目标和严格的问责制，地方政府有时会不知所措。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引导，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尤其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疫情影响下的基层财政困难问题可以通过2万亿救助政策得到缓解，但明年和救助后的下一年该怎么办？这也应该给地方政府期望，让地方政府有基本的财政能力，让它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有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仅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还要通过改革解决这些长期的问题。改革后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将更加有效。

从主体出发，增强内生动力，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复苏从外力恢复向内力恢复缓慢过渡。通过改革，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逆转，至少不会继续下降。只有这样，经济发展才能稳定，才会有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根据刘尚希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上的演讲(2020年年中)。)(中信经纬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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