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红：疫情催化下全球产业链将发生哪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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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经纬客户4月24日:“王小红:在疫情的催化下，全球产业链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作者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

这种流行病很有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的重组。通过这次疫情，发达国家认为他们过于依赖中国，这是由于发达国家药品、口罩等防疫材料短缺造成的，这些产品主要来自中国。在疫情爆发之初，美国没有严格的预防和控制措施，也不太关心。然而，疫情非常严重，很快就没有足够的口罩和药品。主要的药品生产基地在中国，他们认为自己太依赖中国，所以他们呼吁企业离开中国。然后，随着成本的上升和产业链面临的搬迁压力，很多人担心产业链是否会断裂。

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来看这个问题。首先是产业链转移引起的初始综合成本上升。例如，中国企业家曹在美国设立玻璃厂，这主要属于他自己成本上升引起的产业链转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根据一些计算，中国和美国的土地、物流、银行借款、天然气和能源成本分别是美国的9倍、2倍和2倍。当然，曹也遇到了问题，而且去了美国之后，就不可能再招到技术工人了。这说明只考虑成本是不够的，还要考虑生产力，生产力是企业生存的综合因素。

从转移目的地来看，主要转移目的地仍在南亚、东南亚等地，这与这些地方的开放程度密切相关。这些国家和地区一般都有优惠政策，如印度的经济特区，“五免五减”；越南对电子信息、鞋帽和服装等行业有10%至15%的所得税优惠。当我前年访问非洲时，我发现非洲的政策也非常有利，所有的全球产业转移，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能源和汽车制造业，都被接受了。我去了尼日利亚、加纳、埃及和冈比亚，主要关注如何建设一个“一带一路”，并将我们的生产能力用于工业合作和投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进行大量的工业转移，这些地方有可能成为未来主要的工业转移目的地，因为它们具有良好的成本优势。许多国家的企业选择在这些国家投资，这表明成本上升和结构调整推动了产业转移。

其次，贸易摩擦导致产业转移加速。这些转移的产业中有一些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当贸易摩擦在2018年刚刚发生时，白宫经济学家提议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如今，美国的战略布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的战略布局以南亚和东南亚为典型。印度是美国未来产业转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地，因为它的成本很低。最近，我问一些软件公司，同一个软件工程师，我们要支付的工资是印度的两倍多。印度的软件产业发展很好，但工资水平与菲律宾和越南相当，这表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力很强，软件信息产业的技术优势也在上升。就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都有可能成为未来企业转移的目的地。

去年，尽管中国的对外贸易受到了贸易摩擦的影响，但它一直在增长。可以看出，企业和产业的转移不会像想象的那么快。因为企业在任何地方经营都必须考虑产业链的支撑优势、成本优势和大量技术工人的支持，企业的转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有国内产业链很长的外资企业都具有良好的嵌入性。在苏州工业园区考察期间，我发现像艾默生这样的公司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很多年，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基本上没有搬迁的打算。

第三，COVID-19的肺炎疫情进一步加速了产业链的转移，应引起高度重视。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第一季度中国进出口同比下降6.4%，其中出口同比下降11.4%。商品贸易的出口绩效比服务贸易差，加工贸易的绩效比一般贸易差，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绩效比资本密集型产业差。商品出口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制造业的影响。相比之下，服务贸易出口的下降幅度相对较小，主要是由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所发挥的作用。产业链越长，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1-3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2161.9亿元，同比下降10.8%，这也是预期的结果。在疫情形势下，全球外资负增长是意料之中的，跨国公司会收紧投资，尽可能降低风险，这是跨国投资的一个共同特征。然而，外国投资在高技术中的比例增加了15.5%，信息服务、电子商务和专业技术服务分别增加了28.5%、62.4%和95%。由此可见，中国具有结构优势，其结构的确正在发生变化。现在真正的红利是知识密集型产业，中国高等教育人才比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多，这有利于中国承接一些高端产业、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至于是否会有大规模的企业搬迁？我认为会有企业搬迁的情况，但短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搬迁。当企业迁移到其他国家时，建造工厂、招聘工人和建立产业链的成本非常昂贵。如果企业想赚钱，就必须结算。目前，中国的产业支撑能力、产业链和供应链支撑能力以及商业环境都在不断提升，尤其是产业链和供应链支撑的优势充分体现了制造业的优势，商业环境也在不断改善，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搬迁。

从产业集群的角度来看，区域支撑能力强、产业链完整、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例如，深圳的手机设计，从手机材料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都可以在珠江三角洲找到，但设计分类很细，包括结构、外观和功能设计。设计服务商设计完成后，很快就会被企业生产出来，通过销售渠道销售出去。因此，新产品从设计、研发到制造再到上市的速度非常快，这是中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优势。我认为在未来保持这种优势非常重要。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商业环境。商业环境是否会比现在更好，能否与高标准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接轨，市场准入是否更加开放，能否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能否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减税和降低成本等措施，这些都是创造商业环境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制度、法规、管理和标准的公开，这对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十分重要。如果我们的体制和市场环境根本无法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接轨，外资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慢慢流失，因为产业链和供应链不仅是由中国企业完成的，实际上也是由内资和外资企业完成的。例如，一家在中国的大型跨国公司有许多国内企业支持其上下游产业链，而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关系是一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一家领先企业的许多上下游产业链和供应链都是中国本土企业。如果龙头企业退出，这些支持企业将为谁服务？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虽然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关系是国内的，但它实际上是你我的混合体，是全球性的。中国的海外投资融入全球产业链，这在中国实际上是一样的。因此，产业链、供应链和商业环境相辅相成。中国产业链能否继续保持如此完整的支撑能力，取决于商业环境的好坏。商业环境越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支撑能力越强，外国投资者离开的机会就越少。

最典型的国际产业链转移模式是日本。日本跨国公司集群投资驱动的产业链转移模式是世界上比较成功的模式，主要由龙头企业主导。例如，丰田驱动其支持企业跟进。集群投资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我们希望跨国公司到来后，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在上下游产业链上支持它们，这是提高嵌入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虽然这种流行病是短暂的，但它将对全球化进程以及格局和全球供应链系统的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很有可能的。我们的制造体系非常完整和发达，发达国家感到不安，感到工业安全对他们的影响，所以他们应该考虑调整战略布局。一方面，允许企业回国，这可能不复杂，但也可能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材料，而制药、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等制造业都是可能的。我认为实现这一变化是完全可能的。工业4.0时代的智能制造已经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要素配置和竞争优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认为回到中国是完全可能的。此外，为了规避风险，它被转移到南亚和东南亚，如印度和越南。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发达国家未来可能在哪些领域重建其产业链？我认为，首先，在高科技行业，我们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技术封锁。第二，在安全领域，如日用品和原材料，有可能进行产业链再造。

最后，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我们的产业链？产业链必须是全球分工的结果，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实现完全独立的产业链。技术越复杂，产业链就越长，分工就越精细，这通常是由许多国家完成的。比如电脑、飞机和汽车。我们不可能期待所谓的完全封闭的内部循环。人力资本、技术、成本和国家安全优势仍然是产业链选择的基本原则。

(根据王小红4月22日在国际金融论坛研究所首届视频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信经纬应用)

王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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