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今年以来逾千名投资者提起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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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桂

“自2019年以来，投资者的法律意识显著提高，他们通过法律手段捍卫自身权利的热情也在增长。仅2019年以来我所委托的证券索赔案件就涉及1000余人。在众多投资者中，既有索赔一两千元的散户，也有单只股票索赔超过两千万元的大户。机构投资者参与索赔诉讼越来越普遍。”日前，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证券律师王志斌在接受《证券日报》采访时介绍了今年两市投资者维权诉讼的情况。

不过，王志斌分析称，“中国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中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总体制度框架仍需进一步完善。”

违反这封信的情况仍然经常发生

从监管机构调查的上市公司公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公司及高管被调查的原因往往被称为“涉嫌信息披露违规”。

根据随后披露的调查进展，存在公司内部控制不严、投资子公司管控不到位、未能有效监管和加强合规风险管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大规模减持等业务问题，违反了之前的承诺。

由于各种违规行为，这些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高级管理层当时都发布了不同程度的处罚决定，包括那些被高层处罚并禁止进入市场的人。基于这些公司的违规行为，在正式处罚发布后，投资者纷纷对这些公司提起诉讼。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证券违法行为所面临的违法成本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为了增加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建议从上述三个方面设计“三位一体”制度。”王志斌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据王志斌介绍，根据他所代理的案件，全国各地都有很多针对虚假陈述的民事索赔诉讼，但总体而言，与虚假陈述的非法所得相比，索赔金额仍是“九毛牛一”。“仅靠投资者的索赔诉讼不足以震慑违规者，严格追究证券违规者的刑事责任迫在眉睫。”

大多数公司积极整改

总的来说，监管部门向上市公司发出立案调查通知书并最终给出结果需要很长时间，而违规的原因有时可以追溯到七、八年前。

例如，st Fugang被发现在2010-2016年度报告和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了期末库存余额的虚假记录；2013-2014年度报告披露的期末在建工程余额存在虚假记载；2013年和2015年年报披露的固定资产期末余额存在虚假记录；2014-2016年度报告和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固定资产折旧数据存在虚假记录；2010-2016年度报告和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主要业务成本数据存在虚假记录；2010-2016年度报告和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利润总额数据存在虚假记载。

在监管机构提前发布处罚通知后，一些公司在公告中宣布，将在规定时间内就拟议的处罚措施进行陈述、辩论和听证。然而，大多数公司积极承认错误并改正它们。

从今年的公告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已被立案调查、通报批评和整改要求的公司外，还有一些公司对以前需要整改的事项作出了整改回应。

(编辑白宝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