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新基发行破万亿大关，一边是公募高管频繁变阵，年内逾五成公募人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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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联(深圳记者沈书鸿)报道称，今年上半年只有最后一个交易日。在流行病和全球资产波动的背景下，a股市场经历了波折。在基金领域，活跃的股票型基金整体回报率达到15.87%，比沪深300指数高出1.04%。数十只活跃的股票型基金业绩超过10%，一些医药和科技股头寸较重的基金业绩突出。

与此同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新基金的发行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大关，其中股票型基金占近70%。根据这一趋势，2020年有望超过2015年和2019年，创下历史上新基金发行规模的新纪录。

然而，这个行业的发展是半火焰半海水。随着结构性市场的发展和公共投资从低风险向高风险的逐渐转移，行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是行业高管的频繁更换。据蔡联记者统计，今年共有72名基金公司高管更换，涉及138名高管。变化频繁的机构主要集中在中小基金公司层面。

行业分析师认为，在明显的头部效应的情况下，中小基金公司在市场渠道、投资研究能力、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劣势。很难发展，评估压力会更大，高管更有可能失败。一旦高管频繁更换，将对公司的可持续经营产生负面影响。再加上投资者用脚投票，基金管理的规模一直在缩小；但是，如果公司不发展，就更难留住人才，很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但就是这样，这使得上市许可比以前更容易获得，但基金公司要想获得良好的发展，就需要比以前更高的专业能力。这些专业能力最终将在绩效中实现，只有良好的绩效才能赢得客户认可并实现规模增长。”

超过50%的公开募股高管已经改变

虽然基金高管的变化并不新鲜，但作为影响公司重要战略的决策者，这一群体的动荡受到市场和投资者的高度关注。风数据显示，年初(6月29日)以来，72家基金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发生了变化，占所有公开发行行业(包括经纪资产管理)141家机构的51.06%，涉及138名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和总监)。

其中，11家基金公司董事长更换，更换次数达到19次，包括Boss基金董事长蒋向阳、金鹰基金董事长王铁、朱雀基金董事长王欢、九台基金代董事长卢卫中。

与此同时，22家基金公司的总经理发生了变化，有42人发生了变化；46家基金公司聘请了新的副总经理，有56处变动；另有19名基金公司检查员被替换，涉及33人。

与往年相比，今年基金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变化更快。就变动原因而言，上述高管变动一般来自退休、任期届满、内部岗位调整、个人原因等。其中，因个人原因离职的高管比例相对较高。

从高管频繁更换的情况来看，自今年年初以来，已有15家公司有两名以上高管离开同一家基金公司。朱雀基金、中信建设投资基金、太平基金、上海银行基金、金鹰基金、红塔红地球基金、弘毅方圆基金、芙蓉基金等8家基金公司的3名以上高管今年全部离职。

中信建设投资基金就是一个例子。年内，总经理、副总经理及代理总经理的高级管理层发生变动。6月19日，金强接替公司成立不到7年的第四任总经理蒋月琴，出任邱总经理。在此之前，邱担任总经理只有一年零四个月。

此外，中国建设投资基金原副总经理周建平也于5月30日辞职。据市场分析人士称，这可能与公司大股东中信证券对公司的业绩评价有关。从中信建设投资基金近年来的发展来看，其公开发行业务增长缓慢，非货币性基金管理规模刚刚超过50亿元，股权产品和固定收益产品均增长缓慢，表现各异，发展阻力明显。

年内，弘远基金的四名高级行政人员离职，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监察长和代理监察长。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公司也陷入了高管们被“甩”的尴尬境地。4月24日，弘毅投资宣布原总经理郭文因个人原因辞职，李勇为公司新任总经理。5月23日，弘毅投资再次宣布，公司股东弘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增资5000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勇。然而，上任不久的李勇很快被董事会免职。6月8日，弘毅方圆副总经理梅接任李勇，成为新任总经理，兼任总监。

在《关于解聘弘远基金总经理李勇(兼代理总监)的议案》中，提到了李勇被突然解聘的原因:“很多员工举报公司总经理李勇严重违反公司制度，破坏企业文化”，但没有说明指控的具体内容。

金鹰基金今年也迎来了许多高管变动。王铁继任董事长，原总经理因个人原因离职，原副总经理姚调任总经理，首席信息官任副总经理，由接任总监。

基金公司高管的频繁更换反映了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根据上海某第三方基金评估机构的一位研究人员的分析，一般来说，基金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变动无非是基金公司业绩不佳，或者是股东的变动和挤兑。"尤其是总经理的职位更多的是由于业务压力."

一位来自华南的中型公募基金人士告诉记者，基金公司激励政策的不完善和团队治理结构的调整也将加速基金公司管理的动荡。

“在所有容易导致基金公司高管变动的行为中，中小型基金公司是最容易引发的。”

中小基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困境

从上述公开发行高管变动数据中不难看出，变动频繁的机构主要集中在中小基金公司层面。

在头部效应明显的情况下，中小基金公司在市场渠道、投资研究能力、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劣势，发展困难，评估压力较大。

“在此基础上，中小型基金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更有可能亏损。一旦高管频繁更换，将对公司的可持续经营产生负面影响。再加上投资者用脚投票，基金管理的规模一直在缩小；然而，如果公司无法发展，留住人才将更加困难，很容易形成恶性循环。”上述第三方基金评估机构的研究人员表示。

事实也是如此。上述弘远基金于2018年1月31日正式成立。这是一家公共基金管理公司，专门从事弘毅投资旗下二级市场的投资和管理。目前，该机构下共有5只公募基金，总资产规模为13.74亿元，在众星云集的公募行业处于弱势。作为一家小型基金公司，它的发展还不成熟，高管频繁跳槽并不少见。

即将迎来10年“成人礼”的金鹰基金也在迅猛发展。近年来，公司的规模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风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金鹰基金管理规模为373.4亿元，比2018年减少227.69亿元，比2018年减少37.88%。

其中，金鹰基金混合基金规模从2018年的94.87亿元下降至75.34亿元，同比下降20.59%；货币资金规模从306.57亿元缩水至184.47亿元，缩水近40%；债券基金规模从193.48亿元下降到100.4亿元，同比下降48.11%。

“一方面，股东的变动影响了公司的高级管理层，而高级管理层的变动直接影响了公司的布局和发展。”上述研究人员说。

太平基金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自今年1月以来，公司一次向高级管理层发出了4份离职指令，高级管理层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截至6月29日，本机构全年共发生9次高层变动，涉及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和代理总经理等职位。

1月22日，太平基金宣布更换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长唐海涛因组织调动，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任命范瑜为新任董事长。同时，公司副总经理王健因个人原因离职，副总经理金芳因组织调动离职，副总经理宋卫华因工作需要调到公司非管理岗位。同一天，在中国证监会任职的范瑜接任了董事长一职。董事长和三名高管同时离职，这样的人事调整在业内很少见。一位与太平基金关系密切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与该公司前大股东华中证券清算和减持其股票有关。在上述即将离职的高管中，宋卫华和王健都曾在华中证券工作过。

4月22日，邱鸿宾于2019年9月离任后，担任太平基金总经理不到半年的吴东离职。同一天，项特别走马上任，公司总经理的位置被人占了。值得一提的是，邱宏斌担任太平基金总经理仅14个月，而林小龙的前一个任期不到两年。4月29日，吉勇接任副总经理；6月22日，石艳刚接任副总经理。

除了股权变动导致高管离职之外，太平基金近年来的业绩下滑，也是其高层管理人员频繁更换的另一个诱因。根据华中证券公告，太平基金2018年营业收入为7419.81万元，净利润为-4721.47万元；2019年前三季度，太平基金的营业收入为4599.43万元，净利润为-743.45万元。

从规模和产品布局来看，太平基金一直未能取得更好的业绩。截至2019年底，太平基金总规模为168.6亿元，其中货币基金86亿元。与行业内公开发行的8家保险公司相比，除货币基金规模外，太平基金排名垫底。另一方面，太平基金的产品线一直处于稀缺状态，基金经理的平均任期不到三年。虽然唐海涛在太平基金三年半的时间里推出了股票、债券和货币三种活跃的标准产品，并建立了双重营销中心，但公司的固定收益产品仍占大部分，2019年底的股权产品规模只有21.5亿元。自2015年开始股权产品布局以来，公司只有三只股权基金，机构持股比例较高，规模和实力相对不足，不足之处没有得到弥补。这已成为公司新任总裁范宇亟待解决的问题。

“适度频繁的高管变动对基金公司的影响有限，但在两三年内频繁更换高管或更换高管以推动公司大规模投资研究人员更替的公司，整体发展的可能性很高。”上述华南公募基金人士表示:“如果没有明星基金经理或耀眼的业绩，小型基金公司越来越难以突破。”

“情况也是如此，这使得上市许可比以前更容易获得，但基金公司要想取得良好的发展，就需要比以前更高的专业能力。这些专业能力最终将在绩效中实现，只有良好的绩效才能赢得客户认可并实现规模增长。”上述第三方基金评估机构的研究人员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