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新旧动能转换和替代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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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经济和新动能年增长率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合理范围应为2%-4%

■杰森

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主导因素是国内结构性矛盾和全球结构性矛盾的叠加，其中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所遭受的内外结构性矛盾是核心因素。导致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的关键因素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部门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和风险。事实上，缓解、对冲和遏制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压力的关键在于新动能替代旧动能的规模和速度两个重要维度。

现阶段，需要迫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领域新旧动能转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新动能规模相对较小”和“新旧动能转化速度相对较慢”两个突出现象，导致中国目前和未来仍面临突出的经济下行压力和风险。因此，中国正进入加速新旧动能替代的关键时期。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许多改革措施，特别是进入深层次阶段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更加注重促进制造业新旧动能的顺利转化，不仅要加快新动能规模的扩大，还要加快新旧动能的转化和替代。新旧动能转换过慢，不利于中国高质量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和稳定。

对此，笔者的基本结论如下:一方面，当中国新经济中新动能增加值占gdp的30%以上时，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力将有“稳定”甚至“反弹”的基础，经济下行压力最终将得到有效抑制。然而，2017年，中国新经济和新动能的增加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7%，仍远未达到理想目标。这表明中国经济在不久的将来仍将面临相当大的下行压力；另一方面，从2016年到2017年，新动能在中国新经济中的增加值仅占gdp的0.4个百分点。这一现象意味着，如果新经济和新动能的增加值占中国经济gdp的30%，可能需要35.75年，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经济高速、高质量增长的现实要求。因此，新经济和新动能增加值在中国gdp中的合理年增长率范围应为2%-4%，这应是未来一段时期供给侧结构改革和政策体系改革的核心目标。

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中国制造业主导的实体经济在新旧动能转化过程中暴露出一系列重大问题和风险。这主要集中在:

首先，在推进新旧动能转化的过程中，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盲目追随和依赖政府扶持政策和各种隐性土地和税收优惠政策的传统产业发展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动能的虚假现象和泡沫现象。

第二，在中央政府多轮环保督察的压力下，许多地方政府将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如何应对优秀的环保督察上，对不符合环保法规要求的企业和行业采取简单的“一代人砍掉”的方法关闭工厂，完全忽视了积极发展绿色制造系统的工作责任，导致一些地区出现产业断层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风险。

第三，一些县、镇、乡，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减税、减费政策出现了变异和扭曲，导致部分地区生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收益感有限，甚至出现了加强税收征管、扩大税收征管范围的趋势。

第四，民营企业在制造业高科技企业中的投资力尚未完全激活。相反，外商投资企业和一些国有企业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迅速增加。这种新的波动模式可能导致工业断层的逐渐出现，以及在某些地区新旧动能转化过程中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的风险。

第五，南北地区在改善经营环境方面的差距加大，导致北方部分地区和大部分县、镇、乡发展新经济、新产业、新动能的基础条件和高端要素供给能力严重不足，严重制约了这些地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

第六，公开发行和私募投资基金、天使基金等各种形式的风险投资基金出现了投身特定新兴产业或具有特定因素优势的产业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的公平竞争机会，导致特定企业的投资错配效应和垄断效应。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七，企业自身的创新R&D投资在满足以个性化和小规模产品为特征的市场需求的前提下，不具有广泛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大规模产品的拉动效应，这将导致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和本土企业的培育和提升，但可能不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大规模提高，对经济增长势头的支撑作用相对有限，导致新的经济动能对中国经济的支撑作用不足。

第八，无论是从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还是促进高技术产业增长，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各级人才匮乏已经成为制约东中西部地区长期发展的突出问题，是阻碍我国许多地区新旧动能转化和替代的突出因素。

第九，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没有打破间接融资的主导模式，制造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难题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解决，将严重阻碍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的总体改革调整原则是:今后各级政府的改革措施和供给方结构改革的出发点应更多地着眼于促进和推动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新旧动能的转换和替代。有必要将“新国家体制”和“竞争中立”相结合的新政策组合体系调整为供给方结构改革的基本原则。

从短期政策来看，近期中国仍有空调整和下调基准利率的空间。但是，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如果立足于促进制造业新旧动能的转化，对制造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减税和减费政策要优于降低基准利率的货币政策，以及对高科技企业增加研发和先进生产设备扣减的减税政策。

作者认为，当前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彻底清理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特别是要逐步取消各级政府和地方财政对专利资金的补贴和激励政策，适度调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制度和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实行的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建设任务提升到整体产业政策上来。重点加强和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提高违法成本，抑制和控制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不合理干预，降低制度交易成本，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世界级商业环境。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制造业“降低成本”政策的有效性必须依赖于降低制度交易成本和行政成本的根本改革路径，重点是缩小政府财政支持人口规模，适度缩小政府治理层次和政府行政机构规模，激发政府官员的行政效率和积极创新能力。特别建议前瞻性研究应稳步减少甚至取消乡镇行政机构的重大改革措施，逐步采用公务员减少三分之一、增加收入的重大改革措施。通过政府官员权力的规范化、市场化和效率化，可以强制和适度降低政府官员的规模，并通过降低新政成本和制度交易成本来实现制度成本降低的持久效果。与此同时，鉴于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化中蕴含的巨大优质投资需求和对创新和R&D的巨大投资，我们将加快建设与内需相匹配的现代金融体系。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