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于江：提高证券市场违法成本 应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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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见习记者吴晓彤

证券法修订通过后，市场参与者认为刑法也需要相应调整。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刑事庭副庭长余江在审理罗山东操纵市场案后接受《证券日报》专访时表示，加大对证券市场违法犯罪的处罚力度，修改刑法是十分必要的。

图为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刑事庭副庭长余江(左)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余江表示，罗山操纵市场案涉及7项指控，但相应指控的量刑存在很大混乱。

本案中，四名被告不具备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资格，也未获得中国证监会的许可。本案中，四名被告向他人推荐股票并从中获利，从事证券业务是违法的。同时，在龚世伟等人的要求下，四个人帮助他们推荐股票，从而帮助他们出货，这也就是帮助操纵证券市场。这四人的行为不仅构成了操纵证券市场的共犯，而且构成了非法经营罪，并且都达到了特别严重的程度。

“根据《刑法》的规定，如果非法经营特别严重，法定处罚范围是5至15年徒刑；操纵市场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处罚幅度为5至10年。根据“选择重罪处罚”的刑法适用原则，应将其视为非法经营。”余江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在这种情况下，推荐股票的人只是帮助主犯操纵市场。但是，从刑法的角度来看，帮助操纵的人所面临的法律惩罚高于操纵者，因此很难平衡量刑。”

余江说，刑法对几起证券市场犯罪的法定刑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处罚过轻，与相应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不一致，对证券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不能起到威慑作用，不能很好地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第二，与不同指控相对应的法定处罚之间存在不平衡，重罪处罚较轻，轻罪处罚较重。例如，对于欺诈发行股票和债券罪，法定最高刑罚是五年监禁；违反规定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法定最高刑罚为三年。这两类犯罪分别是证券市场源头犯罪、一级市场犯罪和公司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或高级管理人员犯罪。它们的客观危害性和严重性远远大于二级市场的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行为，但法定处罚却远低于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行为。后两种罪行的最高法定刑罚是十年。公司欺诈发行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不仅侵害了投资者的利益，扰乱了资本市场秩序，也影响了国家的公信力。对信的违反不仅要看它的外表，还要通过现象看它的本质。如果你走得更深，总会有巨大的利润传递隐藏。第三，对个人犯罪的处罚不够科学和详细。例如，欺诈发行股票和债券罪、非法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只规定了一个量刑范围。

近年来，中国证监会多次表示，有必要推进刑法的修改。在2019年发布的《深改12条》中，建议在《第八条进一步加大法治供给》中，加快刑法和证券法的修订，大幅提高虚假发行、上市公司虚假信息披露、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违法行为的违法成本。最近，中国证监会在召开2020年系统工作会议时，再次提出推进刑法修订和期货立法。

此外，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集资是国家许可的金融业务。未经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集资业务。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从事集资业务，都将被怀疑有非法经营行为。除了面临长达15年的监禁外，用于筹款的资金也可能被没收。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高质量的发展。对于资本市场主体来说，高质量的发展首先是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进行的。